【题记：杨银禄，年仅十九岁便加入中央警卫团，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1967年，他被调至中央办公厅值班室担任工作。同年10月，他又被任命为江青同志的机要秘书。然而，在1973年，他却不幸被江青同志指控为“反革命”，随即被下放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他才得以重返中央警卫团。
在杨银禄担任江青同志的机要秘书期间，他深受周恩来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悉心呵护，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难以忘怀的宝贵时光。即便在晚年回忆起这段岁月，他的情绪依然难以平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以下为摘录内容，供广大网友品鉴。
周总理：务必保护老同志
在我任职于江青同志秘书期间，因工作之故，我有幸频繁地与周总理接触。在此过程中，总理对我的直接关怀、关照与援助尤为周到，几件往事至今仍让我感慨万分，难以忘怀。
1968年深秋时分，江青不幸患上了严重的感冒，体温持续高烧不退。周总理多次亲自前往钓鱼台11号楼探望江青，并与医疗团队共同探讨治疗方案。为了精准掌握江青的病情动态，并能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周总理随身携带文件与办公物品，连续数日深入钓鱼台11号楼进行工作，以便与医护人员保持密切沟通。
在午后的四点钟光景，我呈递了一份文件予总理。接过文件后，他面带微笑，温和地对我说：“银禄同志，请在此就座，此刻我有片刻闲暇，愿与您畅谈一番。”
总理的平易近人让人倍感亲切，他的话语温和而和善，因此我毫无拘谨之感。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宽敞的长桌两旁，他居于桌子的南侧，而我则位于西侧。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总理关切地询问了我的年龄、家乡的位置，以及家人的数量和劳动力状况，还关心了粮食是否充足，以及我个人是否面临什么困难。
我回应道：“实则并无太多难题，只是身处此地，工作的挑战性相对较高，诸多事务处理起来颇为棘手。”
总理表示：“我理解您的意图，但我的提问并非针对此类问题。我的意思是，即便您付出最大努力，仍无法克服的困境，比如您及您的家庭所遭遇的极端困难，或是由于某些原因，您的亲人遭受了不公的打击等。”
我本不愿打扰总理，然而在总理的屡次催促之下，最终还是透露了一个状况。
我言道：“我的二姐夫名叫李汉章，自1942年起投身抗日游击战，同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如今造反派却无端指责他存有历史问题，将他不明不白地拘押，至今已逾三个月，音讯全无。我姐姐终日以泪洗面，她如今是望穿秋水，急切期盼他能早日归来，与我们一家团聚。”
总理在认真倾听我的陈述后，关切地询问：“你姐夫目前在哪里就业？他被哪个单位的造反派抓走了？”
我陈述道：“他在河北省定县城关区担任副区长一职，不幸被该区的造反派所抓走。”
总理在信笺上仔细记录了我姐夫的姓名以及工作单位，随后他语气坚定地说道：“我将委托东兴同志通过中办进行此事的调查，对于一位历经抗日战争的老同志，我们务必给予妥善的保护。”
第三日，姐姐传来电报，告知：“夫君已安全抵达家中，请放心。”
某日，国家领导人莅临钓鱼台11号楼与江青商讨事宜。领导人一见我，便关切地询问：“银禄同志，你姐夫是否已经获释？”
我满怀感激之情地表达：“感谢总理的关怀，我姐夫现已安然返回家中。”
总理微笑回应：“无需客气。正如我之前所强调，对于老干部，我们应当尽力予以保护。看来定县的革命群众表现不俗，他们相当遵从纪律。”
一周后，姐夫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提及：“当那些造反派将我拘捕时，他们气势凌人，推搡不止；然而，在我获释之际，他们却变得彬彬有礼，甚至向我道歉说：‘抱歉，我们错怪你了，恳请海涵，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他们的态度转变如此剧烈，速度之快令人费解，真让人一头雾水。”
鉴于保密的必要，我在回信时未曾透露姐夫曾得到周总理的庇护。直至1994年，姐夫不幸患上绝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才将这桩秘密向他揭晓。年逾古稀的他听闻此事后，激动不已，老泪纵横。我亦因感同身受，泪如泉涌。
【专家为我诊疗】
1969年冬季的一个寒冷日子，我突发疾病，体温升高，腹部剧痛，反复呕吐与腹泻，全身筋疲力尽。恰逢江青女士也感身体不适，遂邀请吴阶平大夫至钓鱼台11号楼为其诊疗。
吴大夫，我国知名的泌尿科权威，不仅医术精湛，更以高尚的医德和极佳的人品著称。在为江青诊病完毕后，他注意到我的面色不佳，正躺在前厅的沙发上休息，便关切地询问我是否感到身体不适。我坦陈了这一感受。趁吴大夫有空，我便向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症状。经过仔细询问和检查，吴大夫诊断出我患有急性阑尾炎，并指出病情可能已经进展至化脓阶段。
吴大夫向江青紧急汇报道：“杨秘书不幸患上阑尾炎，病情疑似已进展至化脓阶段。若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恐有发生穿孔的风险。恳请指示，尽快将他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江青闻言，回应道：“那就快去快回吧，我的工作实在离不开他。”
在那至关重要的手术日，周总理亲自派遣了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卞医生恪守总理的指示，不仅邀请了吴阶平博士，还特地请来了知名的外科专家吴蔚然博士以及心脏病学权威黄宛博士至三〇五医院进行联合会诊。经多方讨论，最终确定由吴蔚然大夫亲自执刀，并由其他三位专家紧密协作。
手术过后，我重返病房，躺在病床上，心中起伏不定，情绪难以平复。
（1999年，杨银禄与吴阶平的合影留念。左侧为杨银禄，右侧为吴阶平。）
术后次日，周总理与邓大姐特地派遣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莅临医院，专程探望我。
王良恩告诉我：“总理与邓大姐对你的健康十分关心，得知你的心脏状况不佳，担心你休息不足，因此特地叮嘱我，务必在医院为你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三〇五医院虽成立不久，但住房资源紧张，你所入住的这间房正是由一位副院长暂时腾出的办公室。”
王良恩的话语让我再次泪流满面。他紧接着说道：“你的手术进展顺利，总理和邓大姐得知这一喜讯后，心中喜悦不已。因此，今天特地派遣我来探望你，希望你能放宽心，不要焦虑。正如古人所言，‘既来之，则安之’，安心休养，好好养病。总理表示，你们那里的工作既繁重又辛苦，精神压力极大。如今你在医院静养，既是身体上的恢复，也是精神上的调整与舒缓。”
王良恩边述边指向那袋香蕉与那袋红苹果，对我说道：“这些是总理与邓大姐特意为你挑选的。邓大姐还特别叮嘱我，提醒你手术恢复后，若能下床活动，务必尽早开始。起初，活动量宜小，随后可逐步增加，切不可整日卧床，以免发生肠粘连之虞。”
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对王良恩恳切地说：“请转告总理和邓大姐，我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充满感激之情。我定会遵照首长的教诲，安心休养，待身体康复后，尽早重返工作岗位。”
又经过两日的时光，总理与邓大姐对我依旧牵挂不已，遂再次派遣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杨德中同志，专程莅临医院探望。
杨德中感慨道：“总理强调，你们在岗位上的辛勤付出，以及所承受的诸多不公，都应得到组织的同情、抚慰与关怀。在我们面临困难时，组织理应展现更多的同理心。对待每一位干部与职工，既要任用得当，更要关心备至。关心是为了更好地任用，而任用本身亦需充满关怀。这不仅是领导的职责所在，更是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
你累成这样？
若铃声响起一声，即刻唤来秘书；两声则召唤护士；三声则是警卫员的职责。无论铃声指示召唤何人，该人必须立刻作出响应，换言之，铃声一停，人便应声而至。江青不喜拖延，稍作等待便会勃然大怒，轻则怒容满面地加以斥责，重则可能扣上大帽子。
一日，中央政治局于人民大会堂三层的一间小型会议室召开会议。鉴于会议内容涉及机密，工作人员便聚集在一楼静候。一楼并无电铃装置，江青女士因事需与我联系，便派遣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拨打电话，命我前往楼层之上。
接到电话之际，我本想乘坐电梯上楼，然而电梯恰巧停留在三层，正等待中央领导结束会议后使用。无奈之下，我只能从一层步行至三层。人民大会堂的楼层设计得颇为高耸，从一层攀登至三层，共计104级台阶。我匆匆赶至三层后，已是气息奄奄，面色苍白。
当我推门踏入会议室，总理正慷慨陈词。见我神情疲惫至极，他中断了讲话，起身走到我面前，表情凝重地询问：“英路同志（江青为我更的名），你为何如此疲惫？”
江青称：“是我让他上来的。”
总理质疑道：“他怎么会如此疲惫？”随后，总理凝视着我，严肃地说道：“你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心脏状况不佳吗？我的医生曾告诉我，你患有器质性心脏病。你必须学会照顾自己，因为身体是革命的基础。这道理难道你未曾领悟？”
江青曾言：“我性情急躁，这点你应是有所了解。我呼唤他们时，他们总是得迅速来到我身旁。他们深知我容易焦急，这便逐渐养成了他们的习惯。”
总理听闻江青的陈述后，缓缓坐回沙发之上，语重心长地对江青说道：“英路同志的心脏状况不佳，不宜让他承受过度的紧张，否则恐怕会引发不良后果。”
江青感慨道：“小杨患有心脏病，这我怎么会不知情呢？唉，心脏有些小问题，其实不必过分担忧。年轻男子嘛，体质本就强健，适当锻炼或许就能改善，毕竟‘生命在于运动’嘛。”
总理沉默片刻，随即指示服务员召唤其保健医生张佐良前来。在全体政治局委员的见证下，他对张大夫指示道：“请为英路同志准备一瓶我常服的心脏病用药，今日便确定此事。自即日起，每月为一瓶。”
医生点点头说:“好。”
此刻，场上所有人的视线不约而同地聚焦在我手中的那瓶药剂上。这款名为“普鲁卡因酰胺”的药物，归属于心血管类药物范畴，其主要作用在于抗心律失常以及治疗心动过速。自那日起，总理的私人医生便每月定期为我送来一瓶此药，直至我最终告别钓鱼台。
【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1年岁末的一个午后，服务员李仁庆注意到钓鱼台17号楼大客厅的西门在启闭之间，门轴总会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出于一片善心，他主动前往机关借用了一壶润滑油，打算对门轴进行一番润滑。小李在涂抹油液的过程中，不时用手指轻触油壶底部，每按一下，便传来一声清脆的“吧嗒”。按动的速度越快，那“吧嗒”声的频率也随之提高。
小李刚滴下几滴油，江青便从客厅的东侧门步入，查阅文件。因西侧被一道大屏风所阻，小李未能察觉江青已踏入宽敞的大客厅，遂继续为油壶加油。
江青闻得“吧嗒”“吧嗒”的声响，顿时心生恐慌，急忙拉动了一长声铃铛唤我。我踏入宽敞的大客厅，只见她双目呆滞，面容惨白，浑身透露出极度的紧张。
江青声音微颤，低声向我询问：“小杨，你听这声音，像是装填子弹的响动吗？似乎有人意图加害于我，今日恐怕会有重大变故。刺客此刻便在大厅西侧不远处，你需悄无声息地迅速前往查看，务必避开敌人耳目，给他一个意外的打击，立即将其擒获。组织将我的安危托付于你们，你们必须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负责。”
江青话语落定，我遂凝神细辨周遭声响，却绝非是装填子弹的动静。毕竟，我在军中服役已有数载，深知装弹的声响绝非如此；况且，我也不相信有刺客潜入，钓鱼台的大门均有警卫部队严密把守，恶徒绝无可能闯入中央领导人的住所。
然而，我未敢违背江青的命令，仍旧循着那声音，来到了大厅西侧的门口。一瞧，只见小李正蹲在那儿，专心致志地向门轴上涂抹润滑油。他如此投入，以至于我走近时他都没有察觉到我的到来。
我蹲下身，轻声对小李提醒：“这会儿你还在加油？江青同志已移步至大客厅办公，你难道没察觉吗？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她可能误以为有人在装子弹，意图对她不利。赶紧停下吧。”
听闻我的话语，小李未作任何辩解，便迅速转身，迈着坚定的步伐，朝着大厅西侧的小礼堂走去。
我重返大客厅，向江青汇报了所见情形，并解释道：“小李并不知晓您此刻正在此处办公。他一片好心，得知您惧怕噪音，便在门轴上涂抹了油，使得开关门时不再发出刺耳的声响。然而，他选择此刻进行上油，实属不妥，导致您受到了惊吓。这完全是我的疏忽，作为江青同志处的党支部书记，我未能妥善安排此事。若您有任何不满，请直接对我提出批评。”
江青在听完我的详细汇报与解释后，情绪骤然失控，面露狰狞，咬紧牙关怒斥道：“你这个混蛋！我今日要好好骂你一顿，你的说辞我丝毫不予采信，我怀疑你与那刺客暗中勾结。我不愿再听你任何辩解，我责令你立刻给总理拨打电话，让他亲自来处理这起重大谋杀案。立刻行动，马上！”
内心挣扎不已，我站在原地犹豫不决，大约过了十多秒，观察到江青显得有些疲惫，怒气也有所缓和，于是鼓起勇气再次对江青说道：“若您对我的说明仍存疑虑，我可以叫小李过来，由您亲自向他询问，可以吗？”
此刻，江青骤然从沙发上起身，猛地抓起几条毛巾，狠狠地砸向我的面颊，怒吼道：“你竟敢如此放肆，敢与我顶撞？你可知我曾从事何职，我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休想蒙混过关！若你继续狡辩，便是犯下欺君之罪！昔日犯欺君之罪者，必将遭受极刑，你明白吗？速去给总理拨打电话，若你不遵从我的指示，便是违背党的意志。”
江青给我上纲上得够高的了,如果我再说半句话,她会毫不犹豫地叫人把我关进监狱。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忙说:“请您不要着急,我去打电话。”
步出宽敞的大客厅，我抵达了楼上的门厅，并成功拨通了总理的电话。总理并未询问江青找他有何要事，只是简短地回应道：“我目前尚有几项事务尚未处理完毕，待我处理完毕后即刻前往，烦请转告江青同志，请她耐心等候，不必焦急。”
我挂断电话，步入宽敞的大客厅，向江青汇报了与总理的通话内容。江青听闻总理表示稍后才能到达，脸上显露出一丝不耐与不悦，目光微眯，低声自语道：“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他却如此镇定，竟不让我感到紧迫，难道不急于查办此事？”
约莫半晌光景，江青便敲响了铃铛，唤我入内。我能感受到江青焦急的心情，便遵命前去催促。
果然，踏入房门的那一刻，江青便显得有些烦躁，她催促道：“你赶紧给总理打个电话，让他快些过来，我这边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说：“没问题。”转身离开了宽敞的大客厅。心中想，总理事务繁重，我自当不宜再电话催促。
半个多小时后，总理抵达了17号楼。我立即上前迎接，简洁明了地向他汇报了大约一个小时前此处所发生的情况。
总理闻言，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对我们轻声说道：“各位不必焦虑，我会亲自向江青同志说明此事。”
总理步入宽敞的大客厅，随即我听闻江青的怒吼声。那扇密封的大门阻隔了我的视线，却无法隔绝她的声音。尽管我未能明辨她究竟在喊些什么，但她的语气中透露出的不满以及对总理的解释持强烈的不赞同，让我推测她坚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
此刻，总理的嗓音明显提高了，彻底盖过了江青的呼喊，江青的声音随即消失在耳际。我想，这定是总理成功说服了江青，我们的紧张情绪随之慢慢平复。
九十分钟后，总理步出宽敞的大客厅，主动向我们走来，与在场的我和五位工作人员逐一握手，并亲切地勉励道：“你们的工作异常辛劳，这一点我心知肚明。毛主席同样深知你们的付出，你们都是组织精心挑选的，都是优秀的同志。今日之事，小李虽是出于一片好心，但今后还需注意，良好的初衷必须伴随着良好的结果。有时，即便动机再好，也可能不被他人理解，这是常有的事。当遇到不被理解之时，你们要冷静自持。即便是为了主席和我的面子，也要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入微。”
杨银禄（江青的第二任秘书）、周恩来总理、江青女士，以及徐玉兰（江青的私人护士）；而在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王振荣（江青的生活服务员）、赖奎（当时担任中办秘书局局长）、刘真（江青的第三任秘书）、申志洪（江青的专属司机）、高振普（周恩来总理的警卫）、程汝明（江青的私人厨师）】。
数日之后，总理亲临电话，话语间流露出深切的关怀：“我即将前往外地履职，此刻我正身处机场，特此拨通电话与你交谈。关于前些日子的那件事，我建议你们认真回顾，提炼经验与教训。工作中务必细心严谨，你不仅是团队的领导者，更是这里的负责人，务必将团队组织协调到位，确保工作不出任何纰漏。在我外出期间，有任何事宜，均可向东兴同志请示汇报。”
我对总理说道：“请总理安心，我们必将深刻汲取经验教训，全力以赴，确保工作得以出色完成。”
总理微笑着回应：“如此便佳，我对你们圆满完成任务充满信心。”
挂断电话后，我迅速将总理的教诲传达给了众人。众人心声一致，纷纷表示：务必竭尽全力，出色完成工作，不让总理因江青的私事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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